稳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首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安宁的社会氛围。然而，东北境内那些肆虐横行的土匪武装，已成为我党我军建设根据地的严重隐患。
东北的土匪问题，由来已久。凡是历史上社会动荡和混乱时期，也就是土匪兴盛的时期。东北的土匪又称为“胡子”，是以打家劫舍、杀人越货为职业的小股地方武装。民国初期的东北军阀张作霖，就是土匪起家。土匪的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不堪官府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逼上梁山的；有的是当地土豪恶霸，乘着乱世拉起人马占山为王的；还有的是社会渣滓、流氓恶棍，纠合在一起欺压平民百姓的。当时东北有句俗话：“不做胡子不做官，不去窑子不做太太。”此话道出了当时土匪盛行的景象。
日本人侵占东北后，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民众抗日武装及其他地方武装通通称为“土匪”，从1938年到1942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讨伐”，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抗战胜利后，伪满政权的垮台、新政权尚未建立和巩固、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战争，动荡的局势又给土匪发展造成了机会。但是此时的土匪，多数是“政治土匪”，与以前的情况又有不同。较大的土匪武装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类是残留的日伪势力。随着日本关东军及伪满洲政权的覆灭，遗留了大量伪军、警察、官员和特务。日本投降后，曾下令要求伪军和伪警自行解散，却导致数十万散兵游勇散落在东北各地。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城市及交通治安，组织或默许这些敌伪人员继续履行其原有职责。因此，这些伪军和伪警并未被解除武装。一些罪行累累的汉奸担心未来会受到清算和惩处，便在时局不稳之际相互勾结，纠集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
一类为封建地主恶霸。东北地区地大物博，人烟稀少，匪徒“胡子”时常出没。众多村屯中的富裕人家，为了保卫家园，或多或少都配备了枪械。日本投降之后，这些地主便以“自卫”和“保家”为名，自发组建了诸如“大排队”等地主武装组织。随着我党在基层建立起政权，这些地主武装便与土匪势力相互勾结，并与封建会道门如“家理教”、“一贯道”等结盟，迫使民众参与其中，与我革命政权形成对抗。
一类为惯匪与流氓地痞之流。此辈在日伪统治时期虽曾参与抗日活动，却并未踏上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反以抢劫与杀人维生，成为了社会的毒瘤。抗战胜利之际，他们趁乱行事，搜集日军遗留下的武器弹药，占据山头，企图借此一跃而起，谋取富贵。
一类是那些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趁着日伪政权崩溃，各地治安陷入混乱的时机，他们纷纷趁机而起，为谋求权势与财富，纷纷组建队伍，武装自己，以各种名号招兵买马，结成帮派，沦为盗匪。
1945年下半年，东北地区的土匪活动达到了猖獗的高峰。这一现象的形成，固然与社会动荡不安的大环境密不可分，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实乃国民党特务的暗中支持和操控。在国民党军队尚未踏入东北之际，活跃于各城市的“地下军”便已四处活动，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规模地吸纳了伪满时期的官员、军警以及特务。他们对这些人许以官职，承诺厚禄，并建立了相应的看守机构，以期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而那些游荡于县城与农村的土匪恶霸，也纷纷投靠而来。国民党特务只需赋予他们一个虚有其表的官衔，便能让他们获得所谓的合法地位。
譬如伪满时期的汉奸姜鹏飞，国民党当局委以重任，任命他为新编第27军的中将军长。随后，国民党将其部队空运至长春，并派遣他前往哈尔滨，负责收容伪满时期的汉奸，以协助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控制。因此，这一时期的土匪大多与政治因素相关，民众将他们称作“中央胡子”。在北满合江地区，著名的土匪首领李华堂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集团军的上将总司令，谢文东则被任命为第15集团军的上将总司令，张雨新担任东北先遣军的中将副军长，曹兴武则成为东北先遣军第15战区的总指挥，等等。
当时，国民党对土匪的加封委任，宛如一出荒诞的闹剧。众多土匪为谋取一官半职，纷纷夸大其词，虚报人数，原本只有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团伙，竟自诩为数十万大军。例如，曹兴武的所谓“先遣军”便声称拥有四十万之众，而当国民党指令其集结十万人进攻哈尔滨时，实则仅召集了五千人。国民党亦效仿此风，展开了一场官职的低廉拍卖，在东北地区先后授予了三十多个“总司令”和“总指挥”、二十三个“军长”、一百五十八个“师长”的头衔。这些所谓的“草头将军”既未身着国民党正式发放的军装，也未持有蒋介石亲笔签署的委任状，每人仅得一块白绸子，上面书写着官衔名称，其有效性究竟如何，恐怕唯有天知道。
在进军东北之初，我军因经验不足，在政策制定上犯下了一些错误。主要表现为对土匪武装的盲目收编，企图通过招兵买马来迅速扩充实力。1945年11月，前抗联干部孙景宇抵达佳木斯，鉴于李华堂、谢文东昔日曾担任抗联军长的事实，他主张寻求联合，随即任命李华堂为三江自治军司令，谢文东则被委以富（锦）、绥（滨）、同（江）三县司令之职，孙荣久则担任勃（利）、宝（清）、林（口）三县司令。此外，还收纳了一些小型土匪团伙。
尽管表面上看，队伍扩充至八千余人，实则根基薄弱。在东满、西满等地，此类情况屡见不鲜。国民党势力一到，那些表面上投靠八路军、暗中却投靠中央的土匪便纷纷反戈一击。在国民党的直接或间接操控下，他们对我后方武装进行袭击，屠杀地方干部，破坏交通运输，散布谣言，制造社会混乱与动荡。仅在北满的合江、牡丹江、龙江、嫩江和松江地区，叛变土匪便达三万三千余人，共杀害我方干部一百五十四人。他们甚至敢于袭击并杀害苏军士兵。1946年2月6日，李忠祥匪帮在桦川县境内袭击苏军车队，造成苏军十九人丧生。3月份，在林口县境内，苏军一个排遭到鲍德水匪帮的全数屠杀。
东北各地土匪的全面叛乱，给我方造成了极大困难。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向东北开进，我军正在北宁路上节节阻击，后方形势的混乱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难以组织有效的反击，不得不组织撤退，并抽调主力回过头来先解决土匪武装。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回顾当时的情况说：“若不分兵剿匪，我军将难以在各地立足。匪患不仅占据城市，更是横行于乡村。正是因为分兵剿匪行动的迟缓，部队到达各地的时间过晚，最终未能阻止1945年12月底至次年1月初，东北各地新部队及地方武装的大规模叛变。苏军原计划于1946年1月5日撤离，而国民党地下军以及被其利用的伪满洲国的军官、警察、特务，这些潜伏在我们新部队和地方武装内部的分子，他们高喊‘先做八路，再做中央’的口号，于12月底发起了大规模的叛变，整连、整营、整团、整旅地背叛，四处残害我们的干部。当时，西满、北满、东满的大多数县城落入他们手中，他们误以为苏军会在1月5日撤退，认为届时天下便是他们的。然而，苏军并未如期撤退，而我军主力部队也逐渐赶到，这为我们赢得了喘息之机。尽管苏军仍控制着铁路线和重要城市，我军却在各地展开剿匪行动，逐步收复了一些县城。然而，匪患并未根除，我们仅仅是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缓解了这一严重的威胁。”
1945年12月的北满，银装素裹，一片冰封雪锁。两辆苏联军用卡车从牡丹江启程，驶向远方的佳木斯。卡车之上，除了苏联的军人们，还搭载着几位同胞。其中一位，眼镜之下，透着文雅气质的中年男子，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与他并肩而坐的，是一位浓眉大眼、身强体壮的军人，新任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他们在12月初抵达哈尔滨，受东北局北满分局书记陈云的委派，肩负着前往佳木斯的使命，以开辟后方根据地。
彼时，正值北满匪患猖獗之际，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被迫中断，通行受阻。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在苏军的护送下，改乘汽车前行。沿途丘陵起伏，森林密布，行至林口时，突遭叛匪袭击。苏军士兵立即用冲锋枪还击，击退了土匪。随着天色渐晚，继续前行已显不安全。众人只得在林口火车站附近的苏军司令部暂作歇息。方强这才得知，此地原本是我方掌控的区域，却因收编的土匪突然反叛，导致勃利县城落入匪手，局势变得混乱且充满危险。方强建议张闻天暂留此地，而他和其他军队干部则前往佳木斯。张闻天无奈之下，只得返回牡丹江，转而前往宁安进行下乡蹲点。
方强，红军年代的师政治委员，一位历经沙场的老兵，他不顾个人安危，化身为寻常百姓，巧妙地穿越了土匪横行的勃利县，于12月18日抵达了佳木斯。他向合江省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转交了北满分局的文件和陈云同志的指示，省工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文件进行了深入的学习与讨论。
本次会议深入剖析了合江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坦言我军目前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落后的困境，正处于极为艰难的阶段。同时，也坦白了在前期对阶级关系及形势变化的认识存在不足，以及在吸纳地主武装、录用伪满官员等方面犯下的错误。与会者一致认为，当务之急便是调动全党之力，全力剿灭土匪。坚决抵制消极防御的思潮，迅速组织反击行动，力争在两三个月内实现局面的根本扭转。会议通过了执行东北局剿匪指示、整编部队、建立健全党组织、发动群众、与苏军协作等12项具体工作计划，从而迈出了剿匪斗争的关键步伐。
彼时，我军在合江地区的部署仅有一支特务团，该团源自一支历史悠久的老连队，编制约五百余人；另有一支新兵队伍，人数达七百之众；加上依兰、勃利两县的地方武装，总兵力不过两千余人。方强将军对部队进行了重新整编，将特务团更名为第一团，新兵团则改编为第五团，并集中兵力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紧急训练，1946年1月12日，在依兰县城举行了一场剿匪动员大会。大会旨在重点打击松花江、牡丹江流域的大规模土匪势力，恢复对县城及村镇的管控，并重新开通从哈尔滨至牡丹江、佳木斯的铁路和公路交通。
当时，合江地区盘踞着大小十几股土匪，总数逾两万。谢文东部盘踞于勃利的湖南营、石头河子一带，李华堂部则在依兰、刁翎地区活动，张雨新部位于西刁翎、勃利周边，孙荣久部则在勃利、林口地区。他们自诩为“四大旗杆”，各自拥有千余人枪，部分势力甚至装备了重机枪和大炮。1946年1月，土匪主力集结于依兰东部村镇，意图夺取县城。方强指挥部队自依兰发起反击，先攻克团山子、道台桥，击溃谢文东部一个旅，缴获步枪200余支。1月下旬，我军进攻三道岗，面对“四大旗杆”的联合抵抗。匪徒们动用山炮、野炮轰击我军阵地，并三次发起冲锋。我军老部队发挥骨干作用，与匪徒展开白刃战，坚守阵地，寸步不退。土匪终究是乌合之众，在真枪实弹的直面交锋中，胆怯溃逃。三道岗之战成为关键一战，击溃了土匪的嚣张气焰，我军转为主动进攻，逐步消减土匪势力。在夜袭张雨新老巢双河镇时，张雨新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赤脚逃窜，其参谋长以下300多名官兵被俘。我军夜袭三道岗的王顺屯时，匪首正沉浸在喜宴的欢愉之中，300多名土匪被击溃或俘虏，掳来的妇女也得以解救。2月，方强指挥部队声东击西，转战松花江北岸的清河、大罗勒密等地，消灭李华堂部六七百人，与松江军区剿匪部队在通河会师。此月下旬，陈云、高岗莅临通河视察，方强等同志汇报了合江剿匪工作。陈云为合江军区提供部分枪支、经费，并分配给他们一部电台。自此，合江与北满分局建立起经常联系，进一步推动了剿匪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
经过对“四大旗杆”匪帮的打击，残匪便潜入了刁翎地区。刁翎地处合江、牡丹江、松江三省的交汇点，同时也是勃利、依兰、林口等县的交汇地带。该地区是一个盆地，四周环抱高山，森林密布。在伪满时期，这里曾是抗日联军的战略基地。鉴于其远离铁路线，地形复杂险峻，非常适合进行游击战。匪徒们意图在此扎根，与我军进行持久对抗。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仅凭我军的力量和有限的武器装备，攻克刁翎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此刻，苏联红军为报复土匪对我国的袭击，前来支援我国军队，共同剿灭刁翎一带的匪患。1946年2月下旬，苏军派遣了一支机械化营，携带数十辆汽车和装甲车，与我军359旅及合江军区的地方武装兵分两路，携手展开剿匪行动。苏军沿大路行进，我军则选择小径。经过一整夜的急行军，苏军率先抵达目的地，但由于对地形不够熟悉，在黑背遭遇土匪的伏击，造成数十人伤亡。随后，我军四个团紧随其后赶到，对土匪实施迂回战术。察觉到被围困的危机，土匪遂向三道通、莲花泡等地的深山溃退。此役，我军共歼灭土匪300余人，并俘虏匪团长2名。
战事落幕，方强将军命一旅之师留守刁翎，而我军主力则继续向三道通、莲花泡等地追击，并沿铁路线南下，对土匪进行彻底清剿。土匪狡诈多端，分化成小股部队，行动诡异，难以捉摸。依兰骑兵大队在牛心屯意外遭遇土匪，因轻敌思想作祟，未详查敌情，更未待主力抵达，便贸然突入村中。不幸的是，他们遭到了藏匿于村内的500余土匪的伏击，郎大队长英勇牺牲，100多名县大队战士壮烈捐躯。此乃北满剿匪战役中，我军所遭受的最惨重损失。翌日，军区主力部队抵达牛心屯，苏军装甲车两辆开道，我军紧随其后发起攻击，经过长达3小时的激战，终将500余名土匪悉数剿灭，为依兰县大队的战友们讨回了血债。此事被誉为“一打刁翎”。
方强率领的合江军区部队，经过连续四个月的艰苦剿匪，逐一村落、逐个县份展开清剿行动，成功收复了17座县城，并恢复了合江至牡丹江、哈尔滨之间的公路与铁路交通，社会秩序逐步恢复稳定，为建设后方根据地开辟了崭新局面。在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合江军区部队人数已近6000人，装备了轻重机枪、山炮和战马，实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土匪受到了连续有力的打击，再也无法像昔日那般嚣张跋扈。
张雨新与李华堂所率领的匪帮，对失败心有不甘，于1946年4月再次潜回刁翎。当时留守的我独立4团面对强敌，兵力单薄，遭受了一定损失。一些干部战士惨遭土匪杀害，其尸体暴露于街头，景象令人不忍目睹。为了彻底剿灭张雨新匪帮，并为英勇牺牲的战友们复仇，我军集结精锐力量，发起了“二打刁翎”的战役。此时，我军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迁至勃利，并配备了数架缴获的日本飞机。校长王弼积极协助剿匪行动，与合江军区领导共同策划了诱敌之计。5月5日，他们派遣一架涂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在刁翎上空盘旋，投下一封伪造的信件。信中声称，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将嘉奖张雨新等人的作战成果，并计划于5月7日上午亲临刁翎视察。信中还命令张雨新部迅速平整简易机场，并整队以待熊式辉的到来。张雨新接信后，并未料到我军拥有飞机，误信其言，便匆忙开始修整机场。而我军则在5月6日的夜晚悄悄移动至刁翎北部的山林中隐蔽起来。
5月7日拂晓时分，张雨新召集队伍，更别提他还特意换上了日本军装，在新机场翘首以盼熊长官的到来。我航校的两架战斗机自勃利机场起飞，其中一架不幸发生故障，坠入山涧。另一架飞机飞抵刁翎上空，果真见到土匪列队以待，随即低飞，用机枪向他们猛烈射击。张雨新目睹部下纷纷倒下，方才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急忙带领队伍夺路而逃。我军地面部队趁势追击，击毙土匪30名，俘虏70名，缴获步枪120支。张雨新率领余部800余人逃窜至牡丹江西岸的密林深处，而失散的散兵游勇则重回刁翎，向我军投诚。
1946年上半年，我们参与了剿匪斗争，既收获了成绩，也汲取了教训。通过实战，我们对土匪的基本情况及其行动规律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东北的土匪并非普通流窜打劫之徒，他们是一群狡猾且经验丰富的匪帮。其中不乏曾任职于伪满洲国的军官，他们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这些匪徒与当地的地主恶霸保持着广泛的联系，拥有自己的匪巢、行动路线，并在深山老林中构筑了秘密营地。在他们的活动区域内，还潜伏着情报人员和眼线。一旦遭遇攻击，他们往往能提前得到警报，迅速逃入深山隐蔽。
在战术层面，土匪团伙亦有其独到之处。他们善于避实击虚、避强攻弱，在我军围剿之际，往往化整为零，辗转腾挪、巧妙突围，行动极为灵活。凭借对当地地形地貌的深刻了解，他们采取小股部队的方式，巧妙地解决粮食补给、住宿安置以及隐蔽藏身的问题。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我方的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力量。一旦有机可乘，土匪便会袭击村落，残害我方地方干部，破坏交通线路，打击我军进剿的小股部队，同时散布谣言，煽动民众情绪，试图瓦解人民的意志，并策动地方武装的叛变。
在我军前一阶段的剿匪战役中，虽然成功消弭了众多匪徒，但未能彻底根除匪患。原因之一，是由于部分部队存在轻敌心态，一旦将土匪击溃并驱逐，便停止追击。各军区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配合，各自为战。有的部队过于专注于军事行动，忽略了群众工作。由于群众对我党的认识不足，他们不敢提供支援，甚至有的在匪徒的威逼下，不得不协助匪徒传递情报。因此，尽管曾一度将匪帮的主力击溃，但匪徒在逃入匪巢和山林中休整补给后，往往卷土重来，继续为祸。
1946年五月，我军撤离四平后，局势变得极为严峻。土匪势力误判国民党将迅速控制整个东北，于是再度猖獗。到了八月，李华堂、谢文东、张雨新、孙荣久等“四大旗杆”人物再度集结，纠合了超过8000名匪徒，占据刁翎地区，意图卷土重来。自六月以来，北满地区的土匪陆续发动攻击，相继侵占了东宁、东安、同江、萝北等县城，疯狂杀戮抢劫，甚至切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线。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下，原依兰人民自治军副司令杨清海于十月背叛我方，率领部下在依兰城内发动武装暴动，导致我方遭受重大损失。同月，以骑兵为核心的刘山东匪帮向萝北县城发起进攻，我方守备部队遭到突袭，损失了三个连队，县长遇害，机关设施亦遭破坏。这些土匪与东满、西满等地的匪帮相互呼应，四处流窜，公开宣称“杀尽来自关内的”，并与国民党军队密谋在哈尔滨会师。我军在越过松花江后，迫切需要在北满稳固阵地并休整。然而，土匪的猖獗行为，成为了我党我军的心头之患。因此，剿灭北满的土匪，成为我军在松花江以北建立根据地的首要任务。
1946年6月12日，东北局发布《剿匪工作指示》，强调指出：“随着蒋军北进，我军主力集结，后方显得相对薄弱，此时，合江、牡丹江以及东安地区的残余土匪趁机猖獗作乱。近一个月来，他们接连攻占了我东宁、同江、萝北等县城，并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交通线路。目前，上述地区活跃的土匪团伙约有七八千人。他们的目的是破坏我方稳固的根据地，并协助蒋军进行正面攻势。预计在十五天后停战，国民党军队必将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而各地的土匪活动也将更加猖獗，使我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
《指示》中指出，半年来未能彻底根除匪患，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因未能充分发动群众，故未能引发广泛的剿匪民众运动。
二、剿匪部队骨干不足。
三、土匪多属政治性质，他们如地头蛇般盘踞一方，此剿彼窜，分散力量，旨在保存自身实力。
四、在剿匪作战中，我军战术运用上存在不足。一方面，主力部队过于集中，导致行动略显迟缓，敌军得以窥探我方意图，提前做好应对准备，趁机从我的防御空隙中突围成功；另一方面，即便成功击溃敌军，部队却往往迅速返回城市休整，未能持续追击，未能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外，各地之间的协同作战也显得不够紧密。
《指示》中明确强调：“鉴于当前斗争形势的演变，充分证据表明，北满地区，尤其是合江、牡丹江一带，已成为我党在东北的战略根基。鉴于此，我们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坚决彻底地剿灭土匪，广泛发动农民，构建稳固的后方，以此支撑我们长期的斗争。当前，大城市已被失去，若不将根据地和农民作为重心，我党在东北的局势将极为不利，甚至面临失败的风险。”
《指示》对剿匪行动及兵力配置进行了重新调整，明确指出合江军区所属部队继续由方强将军统一调度指挥，负责对佳木斯、依兰、同江、萝北等地的匪患进行追剿。田松支队则承担绥阳、东宁等区域的剿匪任务；李荆朴将军负责指挥牡丹江地区的剿匪行动；温玉成将军负责珠河、苇河一带的剿匪工作；刘子云将军则负责通河、方正等区域的剿匪事宜。同时，对于西满和黑龙江军区的剿匪工作，也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和安排。
在剿匪策略方面，《指示》明确指出：“各剿匪部队务必抓紧时间，迅速抵达指定区域执行任务。同时，要在指战员中开展深入动员，激发部队的英勇斗志，确保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在战术上，应采取突袭、合围、穷追等策略，进行反复清剿和严厉打击。一旦土匪陷入绝境，出现内部动摇和分化，向我方投诚，必须立即解除其武装，不得予以收编。对于其上层分子，可利用培训的名义进行集中管理，防止他们在群众尚未充分动员之前，在地方上继续活动，企图东山再起。各地区的剿匪部队应相互交流情报，协同作战，不给土匪留下任何空隙和喘息之机。”剿匪行动应与发动群众紧密结合，需派遣大量干部组成工作团，随部队深入农村，对地主进行清算和减租斗争。确保广大基本群众获得实际利益，自发参与搜寻土匪、镇压反革命活动，形成全民剿匪的强大运动。
最终，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作出决定：牡丹江、合江、东安以及松江地区的剿匪行动，将统一由总部指挥调度。各地区的匪情动态与剿匪进展需即时电报汇报至总部。各省的领导同志应亲自深入一线进行检查指导。牡丹江、合江地区的工作团，则由洛甫同志（张闻天）负责统筹组织。
东北局的剿匪指令犹如行动的指南针与战斗的集结号，各主力部队在短暂休整后，便以团为基本作战单位，挺进北满、西满的各个角落，全面展开了规模更大、战斗更激烈、效果更彻底的剿匪攻势。
1946年上半年，剿匪斗争虽有所斩获，成功消灭了大量土匪武装，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众多地区虽成功击溃土匪，却未能彻底根除，匪首亦未能被捕获。国民党军队接管四平与长春后，各地土匪活动再度猖獗，在我方后方，尤其是北满地区，频繁破坏交通线，对党政机关进行抢劫、袭击，并密谋地方武装叛乱等事件。合江作为土匪聚集的重地，这些问题尤为突出。为确保北满地区稳定，并将合江打造成东北我军坚实的后方基地，东北局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委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同志前往合江，领导当地工作。
抵达东北后，张闻天并未在东北局机关担任领导职务，而是亲赴北满的县城与农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实情。经过半年的实地工作，他对该地区的状况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1946年5月底，张闻天自哈尔滨赴佳木斯，就任中共东北局合江省委书记一职。履新伊始，他便迅速召集省工作委员会及省军区相关负责人，研讨形势，分析问题。张闻天指出，在抗联干部与关内干部的共同努力下，虽已接管合江的市、县两级政权，并初步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但半年多的时间里，成果显著。
尽管未能及时动员民众，对敌对势力的打击也未能深入，伪满洲国遗留的人员依然占据了许多重要职位，甚至得到重用。虽然对土匪实施了追击，但仅限于击退而非彻底根除。在国民党势力猖獗的攻势下，土匪活动再次猖獗。总之，目前合江的局势依旧严峻，共产党面临重重困难。张闻天分析，合江的局势之所以至今难以打开，关键在于原合江省工作委员会未能有效贯彻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未能充分发动群众；对于当前的斗争形势缺乏清晰的认识，对敌我界限模糊不清，仍旧试图沿用抗战时期统一战线的策略来招安土匪、委以旧政权人员；同时，缺乏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在城市中沉迷于安逸与享受。
1946年6月上旬和中旬，张闻天连续主持省委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6月20日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当前合江工作的“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他号召全省干部“丢掉和平幻想，走出城市，到农村中去，继续发扬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和合江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去争取胜利。会上，张闻天宣布了东北局决定：他本人被任命为合江省委书记，李范五担任副书记，李延禄则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
合江地区事务繁杂，剿匪工作始终位居首要。自方强同志负责合江剿匪事务以来，虽已成功消弭了众多土匪势力，但匪首仍逍遥法外，潜匿于幽深山林，继续为祸一方。遵循东北局关于剿匪工作的具体指示，北满分局果断决定强化合江地区的剿匪力度。1946年8月，贺晋年同志被任命为合江军区司令员，方强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一职。359旅的主力部队亦积极参与，与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剿匪斗争。
贺晋年，陕北之地孕育出的老红军，曾历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15军团81师师长、红27军军长，以及抗战时期八路军联防司令部警备第3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他历经战火，积累了丰富的剿匪经验。在哈尔滨接受使命之际，他深知肩负重任，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征程。那是在8月连绵阴雨的日子里，他乘坐一列货车前往佳木斯。途中，多次遭遇匪患，火车不得不走走停停，500公里的路程竟耗时三天三夜才抵达佳木斯。贺晋年抵达后，发现此地战备气氛浓厚，各重要机关门前堆满了沙袋，手持枪械的战士们警惕地守卫着岗位。张闻天同志随即接见了贺晋年，向他详尽地介绍了合江地区的匪患情况，并强调指出：合江根据地的建设对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兴衰至关重要，务必完成剿匪任务，扭转这里的混乱局面。
贺晋年接手合江军区的工作后不久，便在九月的尾声召开了一次军区军政干部会议。张闻天在总结报告中，既肯定了以往的成绩，又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诸多严重的问题。他严厉地批评了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在收编和委以土匪重任、大规模任用伪满官员等错误做法，同时，也对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享乐主义思想和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作风进行了批判。他强调，有必要对地方部队进行彻底的整顿。对于前一阶段剿匪行动中采用的击溃战术未能根除匪患的问题，张闻天也提出了批评。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剿匪方针应当是彻底消灭而非仅仅争取，是“斩草除根”而非“治标不治本”。对待土匪，必须采取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务必将其彻底歼灭。贺晋年对这些正确的指示坚决执行，首先从部队内部开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整顿。
正如预期，潜藏于我军内部的敌对分子和异己分子，逐一被揭露出来。原合江军区司令孙景宇，其出身勃利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其亲叔孙荣久曾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头目。孙景宇在抗战期间加入了地下党组织，却未曾参与抗联活动，便赴苏联。1939年归国后，他转至延安山东军区司令部四科任职。抗战胜利后，他随山东部队一同抵达东北。鉴于他勃利人的身份，1945年11月他被派回故乡，担任合江军区司令一职。
他到佳木斯后，对土匪、亲戚、伪满人员大搞加封委任，李华堂、谢文东、孙荣久都当上了“司令”。各地的武装也都是收编的土匪和原封不动保留伪满人员。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不久合江就出现了土匪特务的大叛乱，到处杀我干部。合江形势的混乱孙景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加上他生活腐化，贪污浪费，搞特务女人，在撤职后，领导上决定对他进行审查。孙景宇自知罪恶严重，1946年8月借看病为名去哈尔滨，想叛变投敌，结果逃跑未遂，开枪自杀。作为反面典型，东北局于10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通报各级组织。
若孙景宇的自绝于党尚显孤行，那么杨清海第5支队副司令的背叛，便是更具警示意义的教训。杨清海，出自长春郊区的农民之家，曾担任伪满军班长。1940年，他于哗变中投身抗联第7军，担任大队长。在日军围剿的恶劣环境中，众多人选择了离开，而杨清海却坚守岗位，表现得尤为坚定。在游击战争之中，他恪守军令，勇猛作战。在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率领队伍抵达苏联境内，坚持抗争。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的到来，他被任命为依兰城的城防副司令。我军进驻北满后，杨清海又担任了合江人民自治军依兰总队总队长及第5支队副司令等要职。
当时依兰情况复杂，匪首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都被孙景宇委派为各地的“司令”，伪满的官吏、军警和恶霸们仍旧把持着当地的权力。他们有一套捧人的本事，杨清海与这些人混在一起，很快腐化堕落起来。他认识了开赌局的辛老头的女儿辛爱玉，辛爱玉外号“辛大姑娘”，是依兰城里有名的野妓。杨清海本来有自己的家庭，但在辛爱玉的诱惑下不能自拔，遂与辛爱玉同居。辛爱玉当了他的姨太太，那些开赌局的和地痞流氓自然就把杨清海当成保护伞。杨叛变之后，依兰人都说：“若非辛爱玉，杨司令或许不敢轻易反叛。”
苍蝇往往光顾那些裂缝明显的蛋壳，国民党特务亦将杨清海视作策反的首选目标。他们暗中牵线搭桥，促成杨清海与李华堂之间的联系。杨清海接受了国民党的委派，晋升为“合江挺进军司令”一职。他与李华堂保持紧密沟通，静待良机以发动叛乱。
贺晋年履新后，察觉到杨清海与敌勾结的行为。鉴于缺乏确凿证据，他遂与张闻天商议，决定将杨清海调往佳木斯进修，并免去其职务，对其问题进行审查。杨清海预感事态不妙，随即派遣心腹与李华堂取得联系，密谋于1946年10月10日夜间发动叛乱。
9日，李华堂派土匪到依兰城外骚扰，我方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计，把主力派出去剿匪，城里力量十分空虚。10日晚，依兰县政府的同志为杨清海设宴饯行，勉励他好好学习，处理好家庭问题。杨清海表面客客气气，心里却暗藏杀机。夜里，他带人开枪打死巡逻战士，听到枪响，他的亲信在营房里动手，打死了依兰独立团2营营长王子俊等三位关里来的干部。杨清海来到营房，煽动大家跟他叛乱。说什么关内来的把苏联回来的人都清除了，“他们对我们是不会客气的。共产党要是好，我还会变吗？我已经接受了中央（国民党）的委任，你们愿意和我一块干吗？”就这样，杨清海拉走依兰独立团两个连150多人，长短枪160多支，机枪2挺。叛徒们猖狂攻打依兰县县委、公安局、监狱等单位，交火半夜，在我方坚决抵抗下占不到便宜，于是杨清海乘船渡江，到西山与李华堂会合。国民党的报纸大肆宣传杨清海叛变，在当时东北影响很大。
贺晋年闻悉杨清海背叛的消息，义愤难平。此次事件也令那些和平思想浓厚、警惕性不足的同志们猛然觉醒。众人深刻意识到：若不彻底剿灭土匪、整顿内部，我们便无法在合江与北满立足。贺晋年当机立断，驱车赶往勃利359旅的驻地，恳请刘转连、晏福生两位首长协助剿匪。两位首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遣谭友林副旅长率领717团，归贺晋年统一指挥。以这支久经沙场的部队为核心，贺晋年带领军区骑兵大队及依兰独立团，备足十日口粮与咸菜，于十月中旬毅然踏上了剿匪的征程。
贺晋年抵达依兰后，众人便对李华堂与杨清海的动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推测他们可能藏身于达连河附近。于是，部队即刻启程，历经一夜的急行军抵达目的地，却未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侦察报告显示：匪帮已潜入黑瞎子窖沟，并向西南方转移。贺晋年随即召集众人商讨敌情，他判断李华堂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刁翎、依兰一域，西面是险峻的老爷岭原始森林，李华堂不太可能轻易离开熟悉的巢穴而深入未知的深山老林。他推测李华堂此举意在绕圈子，意图将我军引入山沟，以便他得以转身逃脱。在作出这一判断后，贺晋年派遣小股部队进入山沟进行追击，而他则率领主力部队前往四道河子，以阻断李华堂的退路。
果不其然，我军沿江岸向南推进之际，遭遇了土匪的伏击。原来，李华堂得知我军正紧追不舍，遂派遣百余名匪徒占据山巅，意图将我军驱逐至江边。贺晋年迅速架起一挺机枪，与匪徒展开激烈交火，同时掩护部队成功占领了侧翼的山头。在反击中，土匪不堪一击，纷纷溃逃。此时，谭友林副旅长率领的359旅骑兵团及时赶到，与我军汇合，使得我军实力大增。众人一致决定，务必追击到底，将土匪彻底消灭。
传闻土匪潜入了名为沫勒气的幽深山谷，企图逃往寒春河。贺晋年与谭友林即刻率部出动。沫勒气，一条绵延三十余里的荒凉山谷，夜晚无人敢涉足。贺晋年费尽周折，终于觅得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作为向导，于午后深入谷中。山沟蜿蜒崎岖，沟壑底部堆积着腐烂的树叶与杂草，湿滑不堪，犹如泥潭，每踏一步，便陷入半腿之深。战士们不得不边滚边爬，艰难前行。夜幕降临，部队再度启程攀登，四周古木参天，月色星辰皆隐，难辨方向。地面横陈朽木，苔藓密布，稍有不慎便可能滑倒。在这片原始森林中行军，若无向导指引，实乃步履维艰。
经过一整夜的艰苦跋涉，大家身上沾满的泥泞早已结成冰霜，天明时分终于攀登至山顶，同志们早已筋疲力竭。贺晋年向山下望去，只见草甸子被践踏成一条宽阔的痕迹，地上的马粪仍湿漉漉的，终于找到了土匪的踪迹。贺晋年喜形于色地高呼：“这一夜的艰辛没有白费，我们追上他们了！”众人顿时精神振奋，迅速整理武器，准备投入战斗。在一处不远的山间盆地，发现了几间农舍和负责巡逻的土匪。战士们斗志昂扬，不等骑兵部队迂回包抄，便率先开火。土匪听闻枪声，纷纷四散逃窜。此战虽仅击毙二三十名土匪，但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名女子腿部受伤，倒在地上无法起身。经询问，原来她是杨清海的姨太太辛爱玉。李华堂和杨清海将她抛弃，乘船逃往牡丹江西岸。
此刻，部队已连追四昼夜，战士们的身心俱疲。若能得一日之眠，体力或许可得恢复，然而，土匪的踪迹亦可能随风而逝。贺晋年深思：纵使我们疲惫不堪，土匪所承受之苦更甚。他们唯恐被我军追及，既不敢生火烹饪，亦不敢入室安眠。当前正是我们与土匪比拼体力与意志的紧要关头，绝不可有丝毫懈怠。务必穷追不舍，无畏疲惫，持续作战，直至生擒匪首，将土匪彻底剿灭。
部队抵达牡丹江畔，江面宽阔，冰块漂浮其上，所有船只均已遭到土匪的破坏。贺晋年下达命令，要求全体战士徒步涉水过江。战士们牵着战马，勇敢地跳入寒冷的江水之中。渡过江面后，冷风一吹，不少战士的身上都结了冰，有的战士甚至冻得无法动弹双腿。即便如此，剿匪的意志在大家心中并未减弱，队伍继续向西莲花泡进发。抵达目的地后，部队发现并摧毁了土匪的营地，一番激战后，成功俘虏了数名土匪。经审讯，得知李华堂逃往了刁翎。更令人意外的是，在俘虏中发现了谢文东的手下，原来谢文东在我牡丹江军区部队的追击下，逃至此地。
起初，贺晋年意图对李华堂展开攻势，然而如今谢文东的出现令局势再生变数。他深思片刻，意识到谢文东在“四大旗杆”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鉴于已掌握其行踪，贺晋年决定先行铲除谢文东。
谢文东，昔日依兰县的一方豪绅，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曾于当地举起抗击日军的旗帜，声名显赫。随后，他与抗日联军建立统一战线，进而荣任抗联第八军军长。然而，在1938年日军对抗联的大规模“讨伐”中，谢文东的副官竟背叛了他，将谢文东出卖给了日本人，导致他落入了敌手。在日军的诱降下，谢文东选择了背叛，沦为汉奸。日本投降之后，孙景宇曾任命他为自治军司令，但谢文东实则暗中与国民党勾结，明里投靠八路军，暗地里却倾向中央。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他随即发动叛乱，对我党干部进行残酷屠杀，因而被国民党委以先遣军上将总司令之职。谢文东在合江地区罪行累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他原有武装数千之众，但在牡丹江军区部队的强力打击下，大部分被剿灭。谢文东带领残部数百人，逃至合江地区。他企图凭借对家乡地形的熟悉，与我军周旋，等待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贺晋年与各部队首长商议，谢文东是一定要消灭的，但是用大部队追剿的方法恐怕不行。通过前一段追剿李华堂，大家积累了一些经验，决定改变策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消灭土匪。贺晋年指着地图说：“从南端的夹皮沟，到北边的黑瞎子窖沟，东临牡丹江，西接老爷岭，这里形成了一个东西狭窄、南北延展的地域。我们必须迅速派遣部队至夹皮沟与黑瞎子窖沟，封锁出口，同时严密封锁牡丹江两岸的渡口，使谢文东陷入困境，如同瓮中之鳖。接下来，我们将山区的主要山口和要道加以封锁，设立据点，组织精锐小分队携带粮食和炊具进入山区进行搜剿。通过此举，我们将切断土匪的粮食供应和情报来源，断绝其生存之路。”
然而，捉拿谢文东这位狡猾的老狐狸，实非易事。牡丹江以西，连绵起伏的山峦与无际的原始森林交织，人迹罕至。谢文东对山路了如指掌，诡计横生，而我军则对地形生疏，缺乏实战经验。战士们费尽周折才找到土匪的踪迹，奋勇追击，但土匪如麻雀般四散而逃，难以捉拿。谢文东对我国的追剿行动毫不在意，他今日藏身于这一山沟，明日又潜入那密林深处，与我军在深山老林中周旋，待我军粮草耗尽，便只能收兵回城。
自部队入山剿匪多日，却始终未见谢文东的踪迹。随着11月的气温日渐降低，松花江的江面也即将结冰。贺晋年与谭友林商议，决心在松花江彻底冻结之前捉拿到谢文东。为此，他们激励全体官兵坚持追击，忍受一切艰难困苦，紧咬牙关，再加把劲，务必生擒谢文东。
他们深入当地，向村民和猎人求教，得知土匪在森林中设有秘密的粮食囤积地。乌鸦的集结之处，便是土匪的藏身之地。乌鸦以土匪遗留的马骨、马内脏为食，灰烬的存在则表明土匪曾在此烤煮马肉。通过灰烬的温度、马肉的腐朽程度以及马粪的湿度，可以推断土匪已离去多久。一旦发现土匪的藏身之处，摧毁其粮食储备，土匪便无法在山林中立足。凭借这些经验，战士们攀爬山巅与树梢，一旦发现乌鸦盘旋、炊烟袅袅，便迅速追击。这些策略屡试不爽，使得土匪在我军面前节节败退，伤亡惨重，侥幸逃脱者也心惊胆战。我军在密林中寻得土匪的藏身之所，或是简陋的窝棚，或是中空的古树。战士们将土匪的窝棚付之一炬，烧毁其囤积的粮食，使得谢文东匪帮迅速陷入困境。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土匪们没有粮食，只好吃马肉，因为没有盐，土匪们浑身无力，腹泻便血。谢文东给部下打气，说只要一封江，他们就可以逃脱了。我军加强了政治攻势，到处张贴“投降留命”“缴枪不杀”的标语，土匪们更不想跟谢文东送死了。一天，土匪遇见两个猎户，先找他们要吃的，再问山外边的情况。猎户说：“八路军遍布四周，牡丹江两岸均有驻军，你们无处可逃。”匪徒询问：“八路军会杀我们吗？”猎人便向他们介绍了我军的俘虏政策。两名匪营长听后，纷纷表示：“不想再干了，愿意投降，以求生存。”谢文东怒斥：“这是共军的宣传，切勿轻信！”随即下令将两名猎人绑在树上枪毙。此时，我军的搜山部队赶到，一颗手榴弹意外掉入火堆中爆炸。谢文东感到困惑，愤怒地质问：“是谁将子弹掉入火堆？”话音未落，我军的机枪便猛烈开火。匪徒们如受惊的麻雀般四处逃散，谢文东无法再控制队伍。我军战士全力搜捕敌人，一夜未眠。匪徒们有的被俘，有的投降，谢文东的匪帮最终覆灭。
此刻，谢文东身旁仅剩六名随从，如同失魂落魄的流浪狗，犹如惊慌失措的逃犯，在幽深的山林中四处逃窜。其马前卒汤二虎无法再忍，向谢文东哀求道：“军长，您是否考虑投降？我快要撑不下去了！”谢文东因平时从不携带枪械，担心汤二虎背叛，便哄骗道：“二虎，你先去投降，为我办理交接事宜，明日带匹马和两块饼子来接我。”然而，当汤二虎带着我们的部队寻至谢文东藏身之处时，他们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谢文东能跑到哪里去呢？贺晋年和谭友林分析，他很可能在牡丹江沿岸打转，弄些吃的，找机会过江。他们听说四道河子有位老人对沿江的地形非常熟悉，就把老人请来。老人说：四道河子和五虎嘴子之间，有一段江面封冻比较早，农历十月下旬，江上就能过人。贺司令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决定派遣小分队换上便衣在那里进行搜索。谭友林向718团5连副连长李玉清交代任务说：“这是个找人参的任务，谢文东比人参胖得多。见了胖子，抓来就是。”李玉清带上十几个战士出发后，连续转了几个山头，都没见到一个人影。在一个树木稀疏的小山上，发现了一个小庙。他们赶上去，看见一个胖子正跪在地上求神。李玉清端着枪冲上去，大声喊道：“你是不是谢文东？我来抓你了！”众人合力，将谢文东及其部下捆绑。这名作恶多端的匪首，终于在1946年11月20日被我军成功擒获。
贺晋年立即向总部报告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林彪回电嘉奖合江军区全体指战员：“此次刁翎剿匪战斗，肃清了民族叛徒谢逆文东股匪，并生俘谢逆文东，为人民除害，巩固了解放区后方的治安，特电嘉奖。”12月3日在勃利县城召开公审大会，远近的老百姓都赶来参加，宽阔的会场被两万多人挤得水泄不通，群众都激动地称赞：“八路军的本领真是高强！”剿匪部队的首长在大会上讲述了活捉谢文东的全过程，他谦虚地说道：“剿匪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这次胜利的果实应归功于广大民众。在深入山区追剿胡匪的过程中，全靠乡亲们的指引，正因乡亲们团结一致，限制了胡匪的行动，迫使他们不得不下山，使得我们得以轻松歼灭。这仅仅是胜利的开端，李华堂、孙荣等匪首尚未被擒获，我们仍将继续追捕，相信会比活捉谢文东更为容易，只要军民紧密合作，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发言结束后，谢文东被押上台前接受审判。乡亲们纷纷上前控诉，坚决要求将这个罪恶累累的土匪头子处以极刑。谢文东被押至烈士墓前，一声枪响，终结了他的罪恶生命。
消灭谢文东匪帮，是我军在东北剿匪斗争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北满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士气高昂，群众也被发动起来，土匪的嚣张气焰被彻底压制，走向穷途末路。在剿匪过程中，我军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张闻天将这些经验总结出六条，以记者采访贺晋年的方式发表在《东北日报》上：“一、面对敌人集结，我军应迅速集中优势兵力，给予敌人毁灭性的打击，以创造消灭敌人的良机，并挫败其战斗意志。二、敌人溃逃山林，我军应立即展开追击，力求持续战斗与围剿，不给敌人任何喘息之机。三、敌人逃入山林，我军应迅速将其包围，于其必经之路设置重兵把守，并派遣精锐部队携带粮草，在山林露营，持续进行反复清剿。虽不能全歼敌人，却能轻易导致其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切断敌人粮源，必须彻底实施坚壁清野，令胡匪无粮可食，自溃散而去。五、当敌人失去战斗意志，开始溃散时，我军可大胆分散搜山，甚至以排、连为单位，有时可化装成便衣进行搜索。谢文东正是如此被我军捕获。六、搜山部队不宜过多，因深山密林中难以展开，且容易失去联络，故应大胆组织少量精锐部队进行搜山，检查匪迹，随后进行追剿。”
合江军区部队趁胜追击，深入刁翎深山，全力追剿盘踞于此的张雨新、李华堂两股残余匪徒。在连续的打击下，张雨新匪帮溃不成军，只得在山林中四处躲藏。在我军抓获谢文东不久，又成功捕捉到张雨新的副官。据其供述，张雨新曾派他前来与谢文东取得联系，而张雨新本人则藏匿于三道通西面的山林之中。掌握这一情报后，贺晋年立即派遣刘淑颜排长率领三十余名战士，由张雨新副官引路，顶风冒雪，行军百余里，寻至张雨新藏身的山洞。然而，张雨新已不知去向，洞内留下的炭灰仍冒着热气。刘排长推测张匪并未走远，于是循着匪徒留下的痕迹继续追踪六十里，最终在折里汀西南沟找到了一处山洞。刘排长下令包围山洞，高声喝道：“张黑子，出来！”藏匿其中的张雨新见我军已围得水泄不通，无奈之下只得垂头丧气地走出洞穴，嘴里嘟囔着：“我运气不佳，你们运气真好。”最终束手就擒。
李华堂在寒春河之难逃出生天后，一度与张雨新重聚，怀揣着东山再起的雄心。他流窜至三道岗地区，却遭遇了依兰独立团的强力打击。鉴于与解放军交战的风险，李华堂不敢轻举妄动，只得退守刁翎山深处。随着谢文东和张雨新相继落网，我军对李华堂的围剿行动愈发严密。李华堂和他的部下整日奔波，疲于奔命，毫无休憩之机。在无奈之下，李华堂只得将匪徒分散成若干小股，各自为战，寻求生存。而他本人仅保留了一支几十人的马队，在粮草匮乏时，冒险下山掠夺粮食。
李华堂孤身一人，正朝刁翎方向逃窜。团部即刻派遣战士骑马追击，赶往大盘道。大盘道地处秃山，无树无草，无处藏身，李华堂无马可骑，徒步自然难以疾行。我军五名骑兵发现李华堂气喘吁吁地奔跑，遂紧追不舍。李华堂虽故作镇定，但未转身也未开火。两名战士策马冲至李华堂面前，截住其去路，高声喝道：“站住！”此情此景，李华堂再也沉不住气，双手拔枪，左右连发数弹，击伤了这两名战士。我军其他战士迅速还击，一弹击中李华堂的下巴。受伤战士掷出手榴弹，炸伤了李华堂的双臂。众人随后上前，将李华堂牢牢捆绑。
身负重伤、沦为阶下囚的李华堂，深知自己命悬一线，却仍在垂死之际顽强地抗争。他诅咒着，命令我们的战士再向他开几枪，甚至试图咬伤他们。战士们用破布堵住了他的嘴，但他依旧用力挣扎，不断撞击。为了将他送往城中，战士们在屯子里找到了一辆大车。李华堂在车上仍旧激烈地扭动，以至于惊扰了拉车的马匹。马儿拉着大车疯狂奔跑，车夫惊慌失措地跳下车，车上只剩下被捆绑的李华堂一人。我军骑兵紧追不舍，追逐数里之遥，马车最终翻覆，李华堂被压在车下，气息奄奄。这个多年来横行乡里的惯匪，终究迎来了他应有的结局。
李华堂的帮凶杨清海，曾与李一同作乱，如今去向成谜。1946年秋，贺晋年率骑兵队在牡丹江畔围剿李华堂匪帮，成功俘虏了负伤的辛爱玉。匪徒溃散后，杨清海孤身逃至哈尔滨，恐被我军追捕，遂逃往国民党控制的长春，靠拉车为生。1947年，杨清海前往沈阳寻求国民党当局的庇护，意图获得一官半职。然而，此时东北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清，杨在国民党眼中变得无足轻重，仅得了一个低微的职务。杨清海因此感到羞辱，与当局发生冲突，最终被定罪入狱，直至东北解放才重获自由。沈阳解放后，他又潜至辽中县，冒充农民身份定居，并分得土地。1950年，他重返沈阳，以小本生意为掩护。但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身份终被群众揭露。1951年3月，杨清海被公安机关逮捕，不久后在沈阳被依法处决。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合江军区的剿匪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战果。已成功摧毁土匪的“四大旗杆”中的三个，大量土匪团伙已被彻底剿灭，仅余零散散匪有待进一步清剿。那些多年来屡遭打击却难以驯服的土匪，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前，终于俯首称臣。回顾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合江军区政治部主任卓雄在1947年4月向民主联军总部谭政主任的报告中提到：“自去年9月贺晋年同志抵达合江，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我们坚定地执行了穷追猛打的战略，他亲自率部艰苦奋战，率先提出捉拿最大匪首谢文东、李华堂等人的口号。我们采取以点带面，积累经验，推动全局的领导方法，这一战略的坚决实施，对于合江剿匪工作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彪对合江剿匪给予了高度评价，在1947年4月19日的东北民主联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谈到战斗作风问题时指出：“大规模的作战不同于游击战，我们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在战斗中，即便敌人已被击溃，若不能保持耐心，继续追击，敌人就有可能逃脱。这种关键时刻，忍耐和坚持是至关重要的。回顾红军过泸定桥的壮举，他们在一天一夜的大雨中，在泥泞中跋涉了200多里，边走边睡，边梦边行，为了桥而舍弃生命。要知道，尽管敌人先走了一些时间，但我们仍有追上的可能。因为敌人有吃饭、休息、驻扎等偶然的机会，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追击的机会。敌人越多，越容易追击，在追击过程中，切勿气馁。贺晋年同志在追剿土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虽然劳累，但并非不可承受，我们要勇于追击。”
消灭李华堂后，部队陆续回到驻地，过了一个好年。春节过后，剿匪工作再次展开。这次又不同以往，大规模的战斗没有了，需要的是深入细致地搜寻隐藏的零散土匪，这就不仅需要勇敢，还要有些智慧，特别要注重发动群众和掌握政策。在这方面，松江军区总结了一套经验，要点是：
一、广泛深入开展针对土匪的群众性肃清运动。必须向民众普及我党的方针政策，揭露谣言，消除疑虑，凝聚并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社会力量，形成广泛的规劝态势和举报匪情的行动。唯有如此，方能迫使流散的匪徒放下武器，悔过自新。
二、正确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和顽抗者严，归顺者宽，分别对待的政策。严禁吊打等错误作法。在剿匪初期，曾有错误的吊打追枪行为。经验证明，越吊打土匪越顽抗，我们就越脱群离众。有人反映：“你们不打人，我早投过来了。就怕交一支枪要两支，交这要那，没有就打，那可受不了。”吊打多是为枪，所以必须明确：人的生命比枪支更为珍贵，政策应当优先于人枪。在捉拿匪徒、收缴枪支的过程中，关键在于用思想去争取，而非依赖武力。
三、针对顽固不化的匪首，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坚决予以捕捉。务必彰显武装力量的强大，若你执意顽抗，必将将其绳之以法，绳之以法。唯有如此，方能瓦解土匪势力，促使他们心生动摇，选择投降。捕捉行动越是坚决有力，自愿悔过投降的人数便会越多。
四、紧密围绕重点捕匪行动，全面展开登记、上缴枪支及悔过自新的群众性运动。
五、我们通过举办群众大会、房东座谈会以及土匪家属恳谈会，积极宣传政策，并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群众的生产劳动中。此举不仅深深打动了群众的心，更激发了他们向我方提供土匪情报的热情，或是主动劝导土匪归顺。这样的努力，不仅巩固了我们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为地方局势的稳定带来了双重的积极成效。
各军区间相互借鉴经验，取其精华，补己之短，使得1947年的剿匪行动得以更加深入和稳固地推进。春节过后，贺晋年亲自部署，组织合江军区部队，对“四大旗杆”中的末位匪首——孙荣久展开了一场彻底的清剿行动。
孙荣久，亦称孙访友，世人皆呼他为“孙快腿”。自十七岁起便投身匪道，枪法娴熟，武艺高强。曾效力于张雨新领导的匪帮，抗战胜利后，孙景宇来合江任职，因与孙荣久有亲缘关系，遂被委以自治军司令之职，部下扩充至千余人。然而，孙荣久暗地里接受了张雨新所封的国民党中将师长称号，徘徊于两派之间，伺机叛变。1945年年底，上级下令其队伍前往鸡西，他疑虑这是共产党布下的调虎离山之计。12月11日，队伍抵达林口时，孙荣久突然反叛，残害我方随军干部，并向勃利县城发起进攻。此后，他与张雨新等人联手，在勃利、桦南一带流窜。1946年上半年，我军在青龙山、双河与孙匪进行了多次战斗，孙荣久一度被俘，却又逃脱。他的主要力量是一支百余人的骑兵队，但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其人马锐减。1947年1月，我359旅骑兵团在勃利、桦南县大队的协助下，对其匪帮展开了为期六昼夜的持续追击和猛攻，将其主力歼灭。孙荣久仅率少数亲信逃入桦南县的深山老林之中。
这时，土匪们知道“四大旗杆”倒了三个，心里都动摇起来。孙荣久用大棒子打死两个随从，也是无济于事。最后他只带了贴身副官彭治斌，逃到一个叫神仙洞的秘密地点隐藏起来。孙荣久得意地说：“此洞鲜为人知，吃喝不愁，咱们暂且安享数日神仙般的生活。即便民主联军再怎么神通广大，在这广袤的林海与冰天雪地中，他们也难以久守。待到严冬过去，我们在这神仙洞中饱餐暖饮，让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届时便又是我们的天下。”
孙荣久如同冬眠的狗熊，在洞中蛰伏了两月之久。随着粮食的耗尽，他们不得不离开洞穴，向别处迁徙。行至一村落口，当地妇女见到他们满脸胡须，衣衫褴褛，形迹可疑，遂上前盘问。孙荣久察觉形势不妙，转身便逃，遁入马家街北三十里的猴石山。桦南县大队得到消息，立刻动员人力上山搜捕。3月26日，赖庆桐指导员率领二十余名战士，分两路攀登猴石山。此山虽不高，却树木繁茂，积雪深达膝部。行进间，他们发现了脚印，循迹追踪逾一里，于山腰炭窑旁发现一栋小木屋。虽非烧炭季节，却见有锅灰与泼水痕迹，显系有人藏匿。赖指导员顿时警觉，派遣两名战士攀至屋顶，以刺刀破开屋顶。孙荣久在屋内无法忍耐，不断向外界开枪。赖指导员高呼：“二排跟上，生擒活口！”同时虚张声势，以恐吓之态威慑匪徒，并投掷一排手榴弹，炸塌一面墙壁。孙荣久自知无法逃脱，遂停止射击，与副官一同走出木屋，束手就擒。4月1日，于勃利县举行万人公审大会，将孙荣久处以极刑。至此，作恶多端的“四大旗杆”已尽数被铲除。
在北满地区展开的剿匪斗争中，合江军区的将士们英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牡丹江、松江、龙江、嫩江四个军区亦在剿匪行动中屡获佳绩，涌现出一批批战斗英雄和感人至深的英勇事迹。众多读者对曲波所著的小说《林海雪原》耳熟能详，其中侦察英雄杨子荣的传奇故事曾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激动与敬佩。而“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更是被改编为脍炙人口的现代京剧，家喻户晓。杨子荣，这位英雄确实存在，而“智取威虎山”则是一个经过文学艺术加工的动人传说。
杨子荣，山东牟平人氏，于1945年投身于八路军。随山东部队挺进东北之际，他身为田松支队的战士，率先抵达北满地区。此后，他在牡丹江军区第二团第三营担任侦察排长，投身于剿匪的战斗中。1946年春季，李荆璞司令员率领牡丹江军区的主力部队，在海林杏树村将许大虎匪帮团团围住。在攻击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杨子荣忽闻村中传来的孩童与妇女的哭喊声。为了保护无辜的百姓免受伤害，他毅然决然地提出进入村中劝降。他手持一块白毛巾，作为和平的象征，被土匪们带入村中，向他们阐明我军“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并劝告土匪们为村中亲人考虑，切勿顽抗到底。面对气势汹汹的许大虎，他一度面临被杀的危险。然而，另一位匪首郭富春，作为本村之人，不愿让全村老少陪许大虎一同走向毁灭，表示愿意投降。在村中百姓与匪兵们的纷纷要求下，孤立无援的许大虎不得不同意投降。正是凭借杨子荣的勇敢与智谋，成功说服了400余名土匪投降，并缴获了大量步枪与机枪，为革命事业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1月的一个日子，海林县模范村农会主席贾润福收到了来自“座山雕”的恐吓信，信中索要十袋白面与二十件棉衣，并限令在指定地点交付，否则将付诸烧杀之策。“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年约七十，是一位罪行累累、心狠手辣的匪首。他假冒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2纵队2支队司令”的名号，在沿海林一带对我军发动偷袭，残害无辜百姓。在“四大旗杆”覆灭之后，他率领少数残余匪徒潜匿于海林县北夹皮沟的密林深处。此次得以发现“座山雕”的踪迹，团首长遂下令派遣杨子荣率领孙大德等五位战士前往进行侦查。
杨子荣率队乔装成溃散的匪徒，潜至夹皮沟的蛤蟆塘。此处，他们意外遭遇了一群伐木工人，实则他们是“座山雕”的势力。杨子荣与孙大德巧妙地运用匪徒间的黑话与他们攀谈，骗取了小头目的信任。“座山雕”得知此事后，遂派一名土匪连长前来与杨子荣接洽，并通过黑话对其进行了一番考验。杨子荣应对自如，土匪们对此不再怀疑。翌日，他们被邀请进入山区。在雪深至膝的原始森林中，他们跟随土匪踏过山间小路，历经艰辛，终于抵达“座山雕”匪帮的藏身之所。杨子荣指示同志们守卫入口，而他本人与孙大德勇闯窝棚，用枪指着“座山雕”，命令其投降。匪徒们误以为遭遇了同类，未作抵抗便缴械投降。当“座山雕”及其手下25人被捆绑押送至海林镇时，方才意识到自己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后来，“座山雕”在牡丹江监狱中病逝。1947年2月19日，《东北日报》报道了杨子荣成功活捉惯匪“座山雕”的消息，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杨子荣在夹皮沟地区持续追剿土匪。2月23日，他在闹子沟发现了土匪郑云炮等人藏匿的窝棚。当时天色微明，杨子荣趁土匪熟睡之际，一脚踢开窝棚木门，喝令他们投降。不料，一名土匪未睡醒，他迅速抓起身边的步枪，朝门外开火，不幸击中杨子荣。杨子荣缓缓倒下，停止了呼吸。战友们义愤填膺，迅速将顽抗的郑云炮等几名土匪全部击毙。杨子荣的遗体被运回海林县城，牡丹江军区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与在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其他战士们一同安葬于海林县东山坡。高耸的纪念碑上镌刻着英雄的名字，碑的两旁摆满了花圈，数千海林百姓与2团官兵含泪向杨子荣致敬。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追授杨子荣特等侦察英雄的荣誉称号，这位传奇英雄的事迹至今仍被人民铭记。
土匪，乃乱世之产物。自我党在东北建立起坚实的根据地，并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土匪势力便无立足之地。在东北局《七七决议》科学方针的指导下，1946年下半年，我军对北满地区土匪进行了猛烈的追剿，成功摧毁了大批土匪武装。伴随着上万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地主恶霸的斗争以及土地改革，人民群众实现了翻身解放，切实获得了利益，形势亦日益好转。1947年上半年，剿匪斗争由原先我军主力与地方武装联合的军事行动，转变为一场全民参与的剿匪运动。在1947年4月，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剿匪工作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依靠群众彻底肃清土匪的成功经验。
肃清土匪的根本途径在于广泛动员民众的力量。一旦群众运动真正深入民心，土匪便无处遁形。在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我们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1. 随着基本群众与地主阶级的反动分子之间的矛盾激化，并成功取得经济利益，随即开展了群众性的“起枪”运动。此举旨在将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转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斗争。据松江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剿匪战争的缴获之外，通过群众运动，共起获地主及特务、散匪藏匿的枪支超过8300支（其中哈东3600支、哈北3500支、哈南1200支），还包括了67挺机枪。
2. 通过群众工作策略，摧毁匪徒的巢穴（根据地区）和行动轨迹（匪溜子）。首先，各地需详尽调查本区域内匪徒巢穴与行动路线的具体位置，并组建工作团队，与清剿武装力量协作，深入开展针对匪窝和匪溜区的群众工作。经过深入调查，激发群众的觉醒意识，对窝主和溜主（转变为地主）展开斗争。将那些地方的真正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并加以武装，与他们一同配合派驻的武装力量搜剿散匪。构筑炮楼进行防守，确保土匪今后无法再侵入，也无法获得粮食和情报的补给，使其陷入完全失去依靠、走投无路的境地。
3. 我们积极推动群众武装防匪自卫的联防活动。在已建立的群众工作区域内，我们秉承“防匪保家”的口号，根据不同村区的实际情况，成立了联防指挥部，并设立了通讯联络机构。在若干较大的联防区域中，我们部署一支机动性较强的部队，用以对付那些地方武装难以应对的土匪团伙。一旦发现土匪，各联防单位便迅速联合，共同发起攻击，击溃敌后，再集体搜山，捉拿散匪。在联防村中，我们修建了一到两座坚固的炮楼或防御性房屋，作为抵御大规模土匪入侵的防御阵地，以保障人民武装和地方干部的安全。一旦遭遇土匪袭击，立即上报情况，机动部队随即增援或坚守阵地进行抵抗。
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到1947年4月，北满的土匪已基本肃清。多少年和多少朝代解决不了的匪患，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据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统计，我军进入东北之后剿匪战绩如下：
在激烈的战斗中，我方共发动主要作战1303次，成功击毙敌匪12539名，造成敌匪18568名受伤，俘虏敌匪36601名，并有11782名敌匪选择投降。
我方成功缴获各类枪械共计51835支，其中步兵枪与马枪各占一定比例，轻型机枪1129挺，重型机枪301挺，短枪2807支。此外，还缴获掷弹筒414个，迫击炮261门，山炮32门，野炮15门，平射炮34门，小炮18门。同时，马匹6009匹和汽车134辆亦纳入我方控制。
在剿匪斗争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标志着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英明指示迈出的坚实一步。我军自此在东北站稳了脚跟，拥有了稳固的根据地，为后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激烈角逐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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